信息中心讯 2020年5月15日，应我校政法学院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伟和做客社科大社会学名家系列讲座第六讲，为我校社会学专业师生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讲座的题目是《从内卷与发展之争到理论与方法之争：黄宗智与彭慕兰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经济发展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主持本次讲座。社科大社会学名家系列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主办，社会学社承办。
讲座伊始，郭教授解释了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概念。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借鉴于人类学家卑尔根提出的内卷化概念，指的是在缺乏农村人口的转移出路，而农村人口又不断增多的条件下，传统社会的小家庭农场不断在固定土地面积上增加劳动力投入，以致出现劳动报酬边际递减的现象，实质上就是农业停滞不前。承接这一概念，郭教授谈到了黄宗智对中国传统农村的看法。黄认为，中国从明朝初年开始就走向了有别于西方的历史进程。其具体表现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而提升粮食产量的农业技术却没有明显发展，所以农民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大劳动投入，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以此来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农业边际产出难以提高，农民的人均收益始终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于是，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无发展的增长”。与此同时，对于当时农业耕作方法和作物的变更，对于社会上工商业的壮大以及市镇的出现和扩展，黄宗智认为这些变化只是增长而不是发展，原因也在于它们无助于提高农民的人均收益。因此在黄宗智的概念中，发展指的是农民人均收益的提高，而中国是无法突破这一困境的。
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多人挑战，包括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彭看来，传统中国的农业固然存在内卷化现象，但农业的总体产量是增加的，并且中国农民依靠精耕细作、勤劳革命和手工业的发展，总要素生产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且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是尊重内生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分工的，实现了内生现代化的转型，这中发展模式是东亚的独特发展方式，不能套用欧洲中心主义而认为是“无发展的增长”。
郭教授认为，他们争论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是否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就农业劳动者而言，传统中国确实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但也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有许多实用性的农业技术发明，它们有助于提高单产，因此从整体上否认中国传统农业的劳动力密集型耕作方式是不恰当的。
对劳动密集型农业的理解不同，造就了黄彭二人对中国西方的历史分叉时间产生了分歧。黄宗智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分叉在17世纪就已经发生。中国的农业由于人口压力向劳动密集型发展，而英国走的是劳动替代性农业发展道路，不断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而彭慕兰认为，中国的农业体系至少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近代早期一直是正常发展的，和西欧尤其是英格兰的发展状况相差无几，两国的的分叉并不在于有没有农业现代化和原始工商业，而在于能否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因此这一分叉出现在19世纪。它的具体表现在于两国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中国靠密集使用劳动力、发展手工业和地方市场交易等形式减缓人口压力，而英国是靠广大的殖民地获取食物缓解本土农业压力，广泛使用糖作为城市工人的能量补给，以及开采煤矿促进能源革命，恰当解决了劳动力粮食供应和能源供应的问题，为19世纪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条件，走上了和中国截然不同的道路，可以说这条道路有着特殊性和偶然性。
郭教授还谈到，对于中国为何不能发展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除了上述人口压力导致的内卷化理论和海外殖民掠夺理论外，还存在着制度理论、剥削理论、环境理论、帝国主义侵略理论以及内部秩序混乱理论等解释视角。站在制度理论的理解角度，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财产制度是大家族集体财产所有制和平分财产制度，它不同于西方的鼓励创新和投资的资本主义农场制度，不利于农业积累和技术进步，很难产生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站在剥削理论的解释角度，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进步和积累都被少数精英阶层占据，而在其圈层中的炫耀性消费文化阻碍了资本的投资，也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处在环境理论的视角下，学者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导致即使农民采取密集劳动的模式，其产出也不足以应付生产生活需求，更无法通过兴修水利、发展技术来突破这种困境，最终经济陷入内卷化和停滞状态。帝国主义侵略理论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直面对列强入侵和割权赔款，无法进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民族工业也举步维艰，难以孕育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而内部秩序混乱论认为，中国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以及国内的数次战争，加剧了经济秩序的压力，导致经济难以出现现代化转型。
最后，郭教授认为，黄宗智和彭慕兰的争论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范式之争，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理论和方法论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经验事实之争。黄宗智是基于中国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经验，提炼中国历史的时间逻辑，而彭慕兰是把中国经济当作一个区域经济体系，放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中进行比较，看到不同区域的共性和个性，从而凸显现代资本主义转型的特殊性。而两位学者的理论差异也反映了当今我国学界的一个争论点，即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规范化之争，郭教授认为，经验、道路和问题是独特的，但概念是普遍的，应当用普遍的概念解释本土的对象和问题，这种社会学才能既保有本土特色，又能和世界对话。因此彭慕兰的做法更加中肯，而黄宗智的概念未免过度本土化。
讲座尾声，陈涛老师对郭教授的讲座做了点评。他指出郭教授的讲座清晰梳理了黄彭两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看法，为我们展示了黄彭二人争论的核心与本质。同时也提醒大家还应关注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例如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是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如果没有特殊因素影响，这个体系是自洽的。梁漱溟认为传统农业充溢着真正的理性，对自然界是和谐的，对外部世界是和平的，它是高度的早熟文明，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种模式。把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对话，大家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规范化之争，陈老师也强调，概念过度本土化和特殊性，容易使本土经验和普遍规律对立，难以形成世界范围的对话，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未必是好事。
历时两小时的讲座吸引了全国各大院校的学生，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提问，郭教授详细解答。讲座最后圆满结束。
撰稿：孟子龙
摄影：石普凡
责任编辑：方琦
